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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晚年归国后的李铁夫。迄今为止，未找到一张李铁夫的清晰照片，不过此张小像，足以让我们看清他的容貌，感受他的气质了。这位原本只为改变生活而出国打工的帅男人，不知不觉间成为开启中国油画史的第一位油画家，是命运、也是天赋所赐。

　　他有画像，但我认为至今未有一人，画出过他的神态，画好过他。

        对于绘画这件事，东方与西方，各自有着极其有趣而迷人、却迥然相异的表现方式。

　　我们中国人，上千年来绘画时使用的工具，那被画的材料，是宣纸，是绢帛；那绘者手中执着的，是墨宝，是毛笔。

　　画画时，纸或帛在桌面上铺开来，砚磨黑墨，笔调清水，墨分五色，也可设色，浓淡间或勾勒或泼墨，再配诗题跋，印章作记，一幅画便出落了，文人称作点染丹青。

　　西人绘画，与水墨全无关系，画画时亚麻布绷框，立于画架，铅笔或炭条勾形打底，调色板挤上颜料，笔刷色色相调，松节油稀释，在厚薄相顾之间，一幅画便渐次显现，人们把它称为油画。

　　仅仅从材料的角度，水墨更具有自然的属性，油画更偏于工业的结果。

　　多少个世纪以来，因为距离的遥远，交通的阻隔，这两种不同的绘画方式既不知对方的存在，也看不见彼此，难有机会交汇。它们照着各自的逻辑向前发展，在很长的时期内，构成世界美术的核心力量。

　　从什么时候，这两种方式终于碰了面，发现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做过了什么，让油画终于进入中国，水墨流向西方。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下，中国人终于突破局限，打开了国门，跨出去学了这门非原生态的画种，最终让它成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绘画形式？

　　要说油画与中国的关系，五百年前便隐约有些苗头，那是意大利学者、天主教神父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曾带来过圣母的油画像，让人们可以形象地接受与认识教义。这让中国人初步得以面见了油画的模样。

　　到得清康熙年间，同为意大利传教士、也是画家的郎士宁，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向往，也来中国传教，油画被正式带入皇宫，与水墨那样为宫廷所推崇。这是宫廷画家们第一次闻到松节油的味道。在卷帙浩繁的《清史稿》中，曾记录下郎士宁这位半世生活于中国的外国画家的油画水准是：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

　　但再栩栩如生，油画始终只是宫廷内的小范围画种，在民间留下的痕迹甚是轻微。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油画也随之开始传播，但人们在认识与心态上还没有作好迎接它的准备。直到清末的戊戌维新运动之后，一批深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新青年，或为生活所迫，或为见识世界的想法所推动，走出国门，次第分赴英法或日本学习西洋油画，既看到了世界的新鲜样貌，也将油画技艺带回中国传播，创办美术学校，这样油画在中国才算真正接了地气。

　　那么，那第一代跨出国门学油画的中国青年是哪几个？其中的谁首次伸脚向外作了勇敢的试探？他试探油画的行为，是为了要探究中国水墨以外的绘画，还是仅仅基于对未知的一种莽撞热情？拟或是，原本不在生命里的东西，人拐弯抹角地和它撞上，最后彼此相属，再不能分开？

　　李铁夫（1869－1952）这个名字，读到它时觉得有点冷，有一种不属人的亲切，仿佛一块生铁在咣当作响。

　　看他的照片，是很英俊的一条硬汉，朗朗豪气挂于眉梢嘴角，眼神尤其坚毅。

　　一个人的名字与气质如此般配，难道他的爹爹妈妈，能早早预见他的个性，为他起出这么个贴切的名字？

　　在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才知人如宝刀利剑，其形可塑，其气可生。李铁夫的铁骨与面相，就是从生活的大熔炉里锻造出来。

　　这名字硬朗、神情坚毅又似乎不具备浪漫艺术气质的人，竟就是那令人叹奇，第一个跨出国门去学油画的人。

　　原来李铁夫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很温和，叫李玉田。他的人原也是温润的，正如我们今天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样，西装革履的一介青年，文质彬彬，笑意飞在嘴角，刚与柔兼顾得好，长袍与金丝边眼镜使他显得书卷气十足。

　　李铁夫本来也不是为了画西洋油画而出国门的。他是广东鹤山县人，十九世纪的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占了交通便利的优势，经济与文化的对外交流比较发达，给人们去外国他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李铁夫的祖辈全是农民，他本也应在家务农种田才是。不过他有一点幸运，家里还是创造了基本的条件，让他跟着乡里一位很有知识的举人吕辉光写字、读诗、描画，这样即使是生在乡间，少年李铁夫还是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的底子。

　　不过知识归知识，一时间要它转化成生存技能还不行。那时正好家里有个族叔在加拿大开洗衣店谋生，为助家里脱贫，16岁的李铁夫收拾了一下简易的行李，便直奔亲戚而去了。

　　绘画此时在他的生活里还处于隐形的状态。这一点，与在他之后出国门的画家冯钢百极为相似。

　　谋生是李铁夫出国的第一要义，不是有些后人凭热情想像的那样，把它上升为是去寻求救国之道。而美术何时并入他的生活，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史实里也未有准确的记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有亲戚的照顾相携，他比单独出门谋生的人过得要容易些，家里的窘境不仅很快得以扭转，自己打工之余还可以继续写写字，画一画。

　　这画一画的前提，除了他在年幼时有过临摹插图的愉快记忆，更大的可能是在他出国之前对油画已有一定的印象。那时的广东沿海是商业油画进口外销的重要码头，那些色彩纷呈的行画在某种程度上逗引过他的兴趣。一挨有机会站到真正的油画前，他兴奋到简直有点头晕目眩：身旁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里？！

　　异国是开启他学习绘画的真正发源地，且纸笔一旦在手，潜伏在他身上的艺术火苗，“轰”地一声便被点燃了。

　　族叔看到这个晚辈聪明可喜，终是不忍耽误他，两年后竟然主动承担了他的学费，供他考入美术学校专攻绘画，且一学就是九年。

　　在这里，李铁夫考入的究竟是英属加拿大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英国阿灵顿美术学院，还是美术史专著里语焉不详的阿灵顿美术学院，已经无从核实。唯可证实的是，他一入读美院就显现了很高的绘画天赋，第一学年的成绩便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拿到了绘画大奖与奖学金，此后连年如是。这使他有充分的资格进入其它美院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继续深造。

　　九年里他刻苦异常，把自己从一个缺乏绘画基础的谋生者，画成了令同学们啧啧称奇的油画高手。而他自己从一个十八岁的青涩少年，长成了快到而立之年的青年。

　　爱情在这个年龄段里，不可避免地占据过他的心灵，炙热过他的身体。事实上他太需要爱了，异国他乡，孤军奋战，亲戚的相助令人踏实，但这无法替代女人的柔情。要有爱的气息的循环，男人才能称为完全的男人，女人才能成为充分的女人。

　　李铁夫爱人，如同他热爱绘画，深情不暇旁顾，陷得特别深。但他爱上的女子，却因国家背景、种族或是政治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而最终没能爱成他。他的个人品质与他出色的绘画才能，竟不能帮他留住爱情。

　　对爱情的无能为力，让李铁夫万感到深深的挫伤。他是万马奔腾不回头的执着性格，走到胡同尽头也难罢休。因为这样的至情至性，他投入有多深，伤到就有多深，简直心碎欲死。但人说死便可以死么，知觉上麻木而死，意识却特别清醒。他在他无法消退的情感里冷一阵热一阵，如疟疾一样反复发作。为了结这煎熬的情感，他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并果然于1896年左右到达了这个他想重生的彼岸，在这里脱胎换骨，继续艺术上的攀登。

　　至此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李铁夫的真正由来。原来是他在勉励自己，男儿若有志气与骨气，当为情感上的软弱而羞愧。为怕来日没完没了的羞愧，他把李玉田的本名更改成了李铁夫。而命运是那样巧，在自愈情伤的时刻，老天给他送来了一个灭小我、成大我的堂皇理由：革命。

　　这个革命，指的不是个人内部产生的冲突与巨变，也不是绘画艺术上有了新想法要去加以实施，这是实实在在要用实际行动去参与的大投入、大付出。

　　晚清的封建王朝外忧内患，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腐朽到摇摇欲坠，需要彻头彻尾的民主革命来激活体制，为它换血丰肌。

　　当时最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孙中山先生正在西方各国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在美国准备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李铁夫早于之前就已认识孙中山，并对他由衷敬仰，被这位年纪相当的广东同乡的革命信念所鼓舞，他自愿加入同盟会，协助孙中山展开许多务实的革命工作，既宣传也筹饷，并担任同盟会纽约分会的书记长达六年，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倚重。

　　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显得更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与孙中山、黄兴、程璧光这一众反清志士建立的深厚情感，抵消了他心底的伤痛，转移了他对爱情的渴望。他并不是为革命而决意孤独，而是在生命脆弱的那个紧要关口，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融入了他，强大了他，使他的精神有了依托，行为有了指南，人生有了意义。

　　革命让他有了归属感，但革命初始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李铁夫因之在很长的时间内致力于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时的他，在艺术上已经卓有成绩，既是美国现实主义画家萨金特（J.S.Sargent）与印象派画家切斯（W .M. Chase）的弟子，又是掌握了纯熟技艺的著名油画家，在绘画上不断获得学院颁发的奖项、奖金，作品出售也尽得丰厚报酬，这使他可以在财力上大力支持孙中山，而他的绘画才能，让他在民国国旗的设计与修改上，一显了身手。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想像中的成功。次年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想请李铁夫回国就职，但李铁夫并不受邀。在他看来，既然满清的黑暗统治已随中华民国的成立而结束，他的革命理想已然实现，他可以回头安心画他的画了。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自有孙中山这样的人去完成它。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革命远未成功，历史沉积下来的复杂问题不是一个“成立”的动作可以解决。孙中山又开始流亡的日子，且在有生之年都未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的救国理想。而获得过革命温暖情谊的李铁夫，在辛亥革命后的若干年，一直践行着对孙中山的忠诚，家当几乎全部捐助给了当时的南方革命政府，并在革命同志们有出国需要时，也给予尽可能多的关照与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李铁夫在被誉为艺术家的同时，也被誉为革命志士与革命家的缘故。

　　我们由此也知道，这个人其实非常的纯粹，非常的极致，又非常的朴素。个人情爱与个人利益，在更崇高的理想面前，都可以作出放弃与牺牲。

　　李铁夫的《康有为》（布上油画70.7×56cm 1904年），是李铁夫早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签名是“铁夫李玉田”。彼时的康有为四十六岁，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在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于欧洲，李铁夫前去见他，提议为他画幅油画，康有为欣然应允。这是康有为惟一的一幅画像，既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也充分体现出李铁夫高超的油画写实能力。

　　李铁夫的《孙中山像》（布上油画 93×71.7cm 1921 年）画于孙中山逝世前四年。画家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彼此相熟如亲人，为这位革命者画一幅肖像简直理所应当。

　　仔细观看此幅油画，觉得它略显生涩与生硬，我一直在琢磨，这是为什么呢？

　　画此幅肖像时李铁夫已是五十二岁的年龄，与他年轻时所画的康有为相比，我个人认为《康有为像》更具有一种生猛的力量，笔法更活，更能体现西方古典写实油画的气质与精髓。

　　李铁夫的《马丁将军》（布上油画 59×49cm 1939年），已是他回国后的作品。从此幅作品可看出他的油画具有欧洲学院派的典型风格，色彩与技法直逼西方的古典油画大家。于今天的我们，这样的油画已经看到饱和了，但想想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油画还处在它幼弱的生长时期，能看到这样成熟的油画，任是谁，都是不能不由衷惊佩的。

　　要论画鱼，只怕再没有比李铁夫画得更传神更活的了，因为他一生都在画鱼。力之所致，技也达极致。此幅《静物》（布上油画 82×97cm 1946年）画得实在太好了，一幅即可代表他的精湛水准。